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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自然有人表示反對，特別是搞經濟的人，他們認為市場是具有調節(jié)作用的，社會已經發(fā)展到了人們追求質量的時代，當高質量低產量的生產比原先低質量高產量的生產可以帶來更多效益時，生產者自然就會向優(yōu)先向前者靠攏。當產量需求又重新增加到闕值，使得雙方的盈利發(fā)生逆轉的時候，生產者又會傾向于產量。這種動態(tài)的平衡使得糧食生產可以維持很好的狀態(tài)，并不需要一味強調產量。
或許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fā)，市場價格的調節(jié)真的會是優(yōu)化資源配置的最好選擇。但是糧食生產卻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學問題，而是關系到群眾基本生存的社會學、政治學問題。用經濟學來試圖解決社會學，就如同用投票來解決科學分歧一樣，不科學、不合理、且不負責任。
我們必須明確糧食的定位是人們的生活必需品，其首要的職能是滿足群眾基本生活需求，而不是為富人服務。倘若有一位巨富突然想吃從未吃過的優(yōu)質糧食，用高價租下最高產的土地，只種一兩株莊稼，顯然是會被輿論指責的。因為其行為直接影響到了大眾的利益和需求。
所以在糧食生產的問題上，我們的生產原則實際上是保障群眾的最基本需求為優(yōu)先的，而不是滿足不同消費層次乘客的需求。這和我們公共管理其他領域上的核心邏輯是一致的，比如即便是總被罵的鐵總都深諳這一點，在春運期間客流壓力大時會將臥鋪下鋪改為硬座、客流量大的車次不設軟臥、路途幾小時的車次不設臥鋪，就是因為明白保障最大眾的最基礎的需求才是首位，至于高端需求，則必須先滿足低端需求后再說。
糧食生產關系到生存問題更是需要嚴格恪守原則。應當看到，在目前社會需求出現明顯分層的情況下，很多生產者為了追求利益都涌向了高端生產的行列。很多資本也在此領域逐利，連恒大都開始試水高端農產品的生產。這種導向固然對于提高農業(yè)利潤有很大好處，但是對于糧食生產卻是有副作用的。當更多生產者去投身高端生產后，不僅生產者個人的利益會因為供需失衡而遭受損失，低端消費者更會因為對應產量的下降被迫提高生活成本。
因此袁隆平“不以犧牲產量為代價來求優(yōu)質”的表示雖然讓很多人覺得詬病，但卻是我國糧食生產應遵循的根本原則。這與很多地方政府為了幫助農民脫貧，鼓勵農民大量種植經濟附加值較高的作物是違背的。所以從中央層面應當在當前大環(huán)境下，再次強調糧食產量的優(yōu)先級。不過，也不應一味靠強制力來確保糧食的產量，強迫或要求農民種植指定作物。我們要看到農民在保證產量過程中，個人利益實際是受到了一定損失的，所以在耕種作物的選擇上，對于犧牲了利益和質量，為產量做出貢獻的農民，政府應當給予相應的補貼，進行經濟上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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