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全球危機下的中國變局》、《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國際金融新戰(zhàn)略》等學術著作。入選首批中組部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計劃與中國金融博物館第二屆青年金融學者。

　　“未來五年是爆發(fā)金融危機高危期”

　　社科院張明認為，若能控制資本異常流動、推動結構性改革，就能避免或緩解危機惡化

　　核心觀點

　　如果結構性改革推進不力以及應對危機舉措不當，中國有可能爆發(fā)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未來5到10年是爆發(fā)金融危機的高危期，政府需要做好政策預案。若能把握住對資本異常流動的控制，增強國內外主體對中國經濟與金融體系的信心，重塑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就能避免或緩解危機的惡化。

　　警惕金融系統(tǒng)性風險的爆發(fā)

　　新京報：你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建議，中國政府要做好應對危機的準備。最近也有知名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現在處于危險地帶，改革若把控不好可能會爆發(fā)很大危機。是這樣的嗎？

　　張明：的確有這方面的風險。中國金融系統(tǒng)性風險也是我過去幾年的研究重點之一。

　　新京報：如果未來中國爆發(fā)金融危機的話，將會發(fā)生在什么領域？

　　張明：可以從私人部門、政府部門與對外部門這三個部門來審視中國金融系統(tǒng)性風險。這三個部門各自面臨一些風險隱患，目前正在逐漸累積。而且，這三個部門之間的風險很可能是聯(lián)動的。未來在特定情形下，一個源自內部或外部的負面沖擊，可能導致金融風險在這三個部門相繼爆發(fā)，并且形成惡性循環(huán)。

　　新京報：分開來說，怎么理解私人部門的風險？

　　張明：在私人部門，金融風險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我國的企業(yè)部門負債是全球大國中最高的，占GDP的比率在130%左右。企業(yè)高負債對應著高投資，高投資形成了企業(yè)的高產能。在過去內需和外需都很強勁的情況下，這樣的模式沒有問題，它會帶來高增長。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之后，外部需求開始萎縮。隨著國內經濟潛在增速的下降，內需也開始下行。內外需的萎縮導致過剩產能變得非常明顯。過剩產能意味著企業(yè)投資收不回成本，銀行給企業(yè)的貸款收不回本息。所以未來幾年內，需求萎縮加劇的產能過剩必然導致中國企業(yè)部門的去杠桿化，進而導致銀行不良資產比率顯著上升。

　　第二，銀行體系的健康完全和房地產行業(yè)的健康綁定在一起。我們曾經做了一個估算，中國商業(yè)銀行放出去的貸款中，有百分之四五十左右，都跟土地和房產的價值密切相關。這些貸款最后能否順利收回，也和未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變化密切相關。例如，如果全國的房價地價都下跌三分之一，那么商業(yè)銀行的資本金就會產生相當大的損失。

　　新京報：但有經濟學家認為，因為中國的首付比例很高，中國房地產貸款對銀行不會造成很大風險？

　　張明：如果風險不大的話，為什么最近宏觀經濟下行，政府又開始放松房地產行業(yè)的宏觀調控了呢？盡管首付的保障使得居民住房抵押貸款比較安全，但是對開發(fā)商的貸款與地方融資平臺的貸款的安全邊際并沒有那么高。

　　新京報：公共部門的風險又是什么？

　　張明：過去十多年，政府債務占GDP比率的上升速度太快，特別是在全球危機爆發(fā)和“四萬億”之后。根據審計署最新的調研，截至去年6月底，中國政府整體債務占GDP的比重在56%左右。

　　隨著私人部門金融風險的爆發(fā)，銀行壞賬比率將會顯著上升，如果中國政府再像1998年那樣對銀行體系進行大規(guī)模救援，那么未來幾年政府債務水平可能會繼續(xù)快速上升，最終導致市場對政府的償債能力產生懷疑，市場對于政府通過制造通貨膨脹來降低債務負擔的擔憂也會加劇。

　　新京報：對外部門的風險呢？

　　張明：過去十多年，中國一直是國際收支雙順差。但未來的一些變化會使得雙順差逐漸消失。比如，隨著人民幣升值、勞動力價格上升以及國內其他要素價格調整，目前我國經常賬戶順差占GDP的比率已顯著下降。在資本賬戶方面，中國政府正在推動中國企業(yè)去海外投資，中國的家庭和企業(yè)以前只能在國內配置資產，而未來隨著資本賬戶的開放，他們會有很強的動機將一部分資產配置在海外，這也就意味著中國可能會有很大的資本外流。因此我國的資本賬戶順差也可能縮小，甚至變成逆差。一旦國際收支雙順差變成了一正一逆，或者說雙逆差，那么我國的外匯儲備就可能開始下降，人民幣匯率就可能開始貶值，資本流出的壓力會帶來一些新的隱患。

　　危機爆發(fā)概率取決于政府對策

　　新京報：如果這三個部門發(fā)生聯(lián)動風險，會產生怎樣的惡性循環(huán)？

　　張明：我覺得未來中國最有可能面臨的危機路徑是，伴隨著中國資本賬戶的加速開放，以及美聯(lián)儲步入新的加息周期，外部對資金的吸引力會顯著增強。在特定情景下，中國可能會有很大的資本外流。

　　資本外流很可能會導致國內的流動性水平顯著下降、國內利率水平顯著上升。利率上升將會導致私人部門的金融風險加劇，例如企業(yè)部門會加速去杠桿，房價會加速下調，而企業(yè)去杠桿和房價下調都會導致銀行的壞賬加速上升。

　　所以未來三到五年，銀行壞賬顯著上升的可能性很大。這些都會導致國內外主體對本國經濟和金融體系的信心下降，他們會有動力把更多的錢挪到國外去。如果這樣，資本外流會進一步加劇，人民幣匯率將會面臨更大的貶值壓力，進一步的資本外流也會導致國內流動性進一步收緊，利率繼續(xù)上行，這樣就構成了一個風險的閉環(huán)，而且是惡性循環(huán)。

　　新京報：按照你的推導，這一危機實現的概率會有多大？

　　張明：危機爆發(fā)的概率取決于中國政府的對策，其實我們是完全有能力避免危機的。有兩方面的對策非常重要。

　　第一，資本是不是想流出就能流出去？換句話說，中國政府有沒有能力保持對異常資本流動的管制？若能把握住對資本異常流動的控制，中國政府就能避免或緩解危機的惡化。問題若只出現在國內，中國政府還是有很強的能力來應對的。

　　第二，能不能在風險浮出水面的背景下，維持甚至增強國內外主體對中國經濟與金融體系的信心？換句話說，能不能推動一些看似困難的結構性改革，重塑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資本賬戶開放倒逼機制很危險

　　新京報：談到資本賬戶開放，最近呼吁開放的聲音很大，央行也有一些加快開放的政策，比如上海自貿區(qū)、前海特區(qū)、滬港通。但你卻持反對意見，為什么？

　　張明：我并不是反對資本賬戶開放，只是認為開放的進程應該更加漸進、審慎和可控，從而使得中國政府保留管理異常資本流動的能力。

　　我贊成類似滬港通這樣的在一定額度下可控的開放跨境金融投資的舉措。但是，我反對為資本賬戶開放設定一個硬性的時間表。譬如，之前市場曾有傳聞，中國政府將在2015年實現資本賬戶的基本開放，在2020年實現資本賬戶的全面開放。

　　對資本賬戶開放這樣一個非常敏感且不確定的事件設置一個硬性的時間表，其實大可不必。它應該是一個在各方面改革都比較完善的情況下水到渠成的結果。它不應該被用來倒逼國內的結構性改革，這種倒逼機制其實是很危險的。

　　新京報：你認為其他改革進展到什么程度，資本賬戶可以開放？

　　張明：資本賬戶的全面開放應該有一些前提條件：第一，人民幣利率和匯率的形成機制應該充分市場化；第二，中國金融市場 現存的一些脆弱性應該得到處理，比如當前影子銀行體系內積聚的風險、房地產市場下調可能導致商業(yè)銀行出現的壞賬風險等；第三，中國政府應盡快建立一套新的宏觀審慎監(jiān)管的框架，并借此來取代資本賬戶管制。在上述準備工作做好之后再全面開放資本賬戶，中國經濟對負面沖擊的抵御能力將會顯著增強。

　　新京報：剛談到避免危機的第二點是維持投資者信心，而其中的關鍵一環(huán)是結構調整。你認為中國經濟的結構應該怎樣改革？

　　張明：目前對中國經濟而言，最重要的結構性調整有三點。

　　第一，讓整個國民收入更好地在居民、企業(yè)和政府之間分配，讓居民獲益更多。

　　第二，打破國有企業(yè)對若干服務業(yè)部門的壟斷。這里的服務業(yè)部門包括教育、醫(yī)療、通信、鐵路、金融等部門。未來中國經濟要進一步增長，主要動力源泉將來自服務業(yè)，因為我國的制造業(yè)發(fā)展已經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而服務業(yè)要想快速發(fā)展，必須打破市場準入的門檻，讓民營企業(yè)能夠真正跟國有企業(yè)進行競爭。此前三中全會決議提到的混合所有制，包括近期石化企業(yè)的一些改革，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第三，加速實施國內各種要素價格的市場化。要素既包括土地、水電氣這些資源，也包括環(huán)境成本，要把它內化到企業(yè)的經營決策中去。只有要素價格充分市場化，才能真正促使中國經濟從粗放型增長變成集約型增長，變成資源節(jié)約型、環(huán)境友好型的增長。

　　應對危機應做好政策預案

　　新京報：對于改革的路徑推進，你有何建議？

　　張明：第一，必須要推進結構性改革。只有結構性改革得以推動，中國經濟才能真正完成轉型，才能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上所有愿景，都建立在國內經濟在未來一二十年能否再保持6%以上增長的基礎之上。盡管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非常強大，但我們很欣喜地看到，當前政府有很大的勇氣和決心來推進改革。如果能把本輪反腐的勇氣和決心用到推動結構性改革上來，我覺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另外，從歷史上看，幾乎所有新興經濟市場在成長為發(fā)達經濟體的過程中，都會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經歷各種類型危機的洗禮。未來的5到10年是中國爆發(fā)金融危機的高危期，因此我們要做政策預案。其實我覺得危機爆發(fā)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危機爆發(fā)之后怎么加以應對。

　　世界上有兩類國家。一類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這類國家的數量很少，例如亞洲的韓國與北歐的芬蘭。這兩個國家的特點是，它們都曾爆發(fā)過金融危機，但它們很好地利用危機來凝聚國內的共識，從而推動進一步的改革。另一類國家則深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不能自拔，例如一些拉丁美洲國家。

　　新京報：現在關于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速，經濟學家有很多猜測。有的樂觀，有的悲觀，且有很大爭論。你怎么看？

　　張明：二者都是基于對未來改革情景的不同而判斷得出的結論。比較樂觀的，像北大的林毅夫教授和復旦的張軍教授，他們認為中國經濟未來二十年還可能保持8%左右的增長。他們是基于一種樂觀的愿景，即相信中國能夠成功地實施結構改革，能夠順利地轉變增長方式。在這種愿景下，中國經濟可能有很快的增長。

　　但很多人沒這么樂觀，認為6%或7%就相當不錯了。這是因為他們考慮到當前中國的政治經濟現狀，以及潛在的金融風險，他們傾向于認為，在未來5到10年要成功推動國內結構性改革是非常困難的。

　　新京報：你是一個中國經濟的悲觀主義者嗎？

　　張明：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是審慎樂觀的。如果政府能夠真正推進國內的結構性改革，中國經濟能夠保持一個較快的增長速度，幫助我們在未來十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今天我提到的諸多負面情景，則是我衷心希望中國能夠成功避免的。

　　新京報：你怎么評價當前改革的進展？

　　張明：有這樣一個比喻，中國改革一開始像摸著石頭過河，現在則進入了深水區(qū)，河的深度已經超過人的高度了，再在水底走也走不過去了。這個時候，就一定要浮起來，瞄準對岸的目標游過去。你要清晰地知道你想到達何處，你才能順利地游過去。

　　新京報：在你看來，我們現在的改革目標是什么？

　　張明：我覺得三中全會給的藍圖就是一個很好的目標。國際社會給三中全會決議的評價是很高的。但是誰都說，關鍵看落實，要看七八年之后交出的成績單。這個目標可能包括：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以上，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社會階層之間的彈性更大。這或許就是中國夢的題中之義。

　　■ 人物

　　愿做“壞警察”的經濟學者

　　盡管在經濟領域已有建樹，并在社科院擔任了研究室主任，但張明看上去仍像個大男孩，一身休閑裝、干凈利索，很容易就打開話題匣子。不過，在回答記者對當下經濟問題的各種提問時，張明卻毫不含糊、邏輯嚴密。他說，因為這些是他每天都在思考的。

　　張明不是一個沉迷書齋的學者。他把自己和這個開放時代緊密關聯(lián)起來。他同時運營博客和微信公眾賬號的兩個自媒體平臺，并更新頻繁。記者約訪的時候，張明正在美國訪問，幾日后還是有新作更新，一篇關于歐元匯率趨勢性判斷的文章，同時發(fā)表在《人民日報》上。他的自媒體上，還有很多讀書筆記。

　　張明喜歡將自己的思考主動傳播，他認為研究應該和市場結合起來，同時跟其他研究者交流，哪怕觀點相左。他本人也常常作為反方出現在各種論壇上，盡管有爭論，但大家會尊重對方的意見，“因為市場的發(fā)展需要思想市場的開放”。

　　對當前的經濟，張明表達了很多悲觀的判斷。但他說，之所以愿意提出更多悲觀情景，是希望政府能“提前預見，最終避免”。他說自己在扮演一個“bad cop”（“壞警察”）的角色，給政府提一些警告。如果政府能避免它的話，就是一個皆大歡喜的事。

　　對于一些聲音批評政府政策過多干涉市場，張明認為不要低估政府官員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理解。“政府官員在內部的交流中非常坦誠，但對外可能會有顧慮。”即便對于當前被保守經濟學者批評的“四萬億”政策，張明也表示理解。他說，事后做判斷總是容易的，面對問題時，政府有可能反應過度，但不反應會更加危險。每屆政府其實都在積累經驗。

　　“批評總是很容易，難的是提出建設性意見。”張明說，他的任務就是在批評之后提出有正能量的意見。